南北朝時期清河張氏的喪葬習俗593-臨潼殯儀館骨灰堂
葬俗是傳統(tǒng)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，它影響著人們的社會生活，有其獨特的文化地位。我們通常將正常的死亡稱為正寢，即*終正寢，其最重要表現形式就是死在家里，對于這種死亡方式，我們普遍認為是最為正常的,喪事按照程序辦理就行了。但是，從歷史上看，人類的流動性決定了并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“*終正寢”，譬如外出做官或者打仗，死在官員任職的地方或者死在戰(zhàn)場上也不在少數，這些人面臨一個問題，就是如何殯葬？
鑒于這種情況，在殯葬方面，人們大多采用了歸葬還鄉(xiāng)的方式，所謂葉落歸根、狐死首丘，都是這種情感的形象比喻。不僅如此，人們在《禮記·檀弓》中找到了儒家文化的理論依據:“大公封于營丘，比及五世，皆反葬于周”。君子曰:“樂，樂其所自生，禮不忘其本。古之人有言曰:‘狐死正丘首’。仁也。”《禮記》中此句話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喪葬習俗。
歸（鄉(xiāng)）葬，通常指死于外地，返葬于父祖之墳塋，亦稱“歸窆”。歸葬作為中國古代喪葬習俗的一種，反映了當時社會人們的死亡觀念，對家族、家鄉(xiāng)的重視。所謂“歸葬”者，要體現一個“歸”字，如果沒有“死于外”這一前提條件，那么就談不上“歸”。歸葬的施動者一般為死者的后代子孫，這也是他們“盡孝道”的一種體現。從一定程度上說，是否能讓死去的親人實現“歸鄉(xiāng)葬”，乃是展現其是否恪守孝道的直接表現。
魏晉南北朝時期，由于戰(zhàn)爭的原因人口流動頻繁，客死他鄉(xiāng)之事頻率增加 ；加之門閥士族的興盛，時人對家族門第的重視，使得歸葬之風猶盛不衰，歸鄉(xiāng)葬因而成為一種普遍性的葬俗。南北朝時期張姓族人張彝與張讜，用他們的實際行動，使親屬魂歸故里，盡善盡美，譜寫出了大孝的感人篇章。
張彝（-年），字慶賓，南北朝時期北魏清河東武城（今河北清河）人。其才華過人，性格張揚，為民族融合、國家穩(wěn)定做出了重大貢獻。張彝雖然性情豪放不羈，但素有孝名。其父早亡，與母親相依為命，每天早晚耐心侍奉，從不懈怠。母親去世后，張彝悲痛萬分。作為一個孝子，把母親的喪葬之事辦好是義不容辭的責任。于是，張彝解除官職，扶喪歸葬武城故里。他守喪超過禮節(jié)的規(guī)定，從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到家鄉(xiāng)一千多里路，他完全步行，不乘坐車馬。等回到武城時，他面色憔悴不堪，形容枯槁。世人皆為他的孝道稱贊不已，乃至于當時的皇帝孝文帝知道后，也派遣使節(jié)前來吊唁與慰問。張彝排盡千難萬險，使其母“歸鄉(xiāng)葬”，成為一則“首孝悌”的美談。
無獨有偶，《魏書·張讜傳》中關于其歸鄉(xiāng)葬的記載更加波瀾曲折。
張讜，字處言，清河東武城（今河北清河）人。入魏后，他與宗族保持了十分密切的聯(lián)系，史載曰：“性開通，篤于撫恤，青齊之士，雖疏族末姻，咸相敬視”。延興四年（公元 年），張讜卒于東徐州（今江蘇邳州），其子張敬伯上奏朝廷請求葬于清河舊塋，朝廷遷延不允，最終“停柩在家積五六年”。張讜的另一個兒子張敬叔在徐州，聽聞父喪不許歸葬，甚至秘密謀劃南叛，后被徐州府衙押送京師。至京師后，他不畏強權，據理力爭，直至后來得襲父爵，出任武邑（今河北衡水）太守時，方得葬父于清河祖塋。
為什么張讜的后代寧愿與統(tǒng)治者據理力爭，也要讓張讜歸鄉(xiāng)葬？說起來還是與當時的社會風氣相關。歸葬習俗歷來受到重視，而鄉(xiāng)里、宗族等地緣、血緣關系，也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。關于不歸葬的后果，最典型的事例當屬《晉書·陳*傳》中的記載：西晉時陳*的母親卒于洛陽，遺令葬于洛陽。陳*遵其志，不歸葬，結果以不歸葬母被罷官，而且受到時人的貶斥。陳*遵從父母之命不歸葬，不管其內心多“孝”，不歸葬親人遺骸，從形式與內容上都背離了傳統(tǒng)喪葬習俗的要求，為世人所詬病，被視為大不孝。我們不知道張讜的后代是否有此一慮，至少從倫理、感情上來說，其熱愛家鄉(xiāng)，眷戀家鄉(xiāng)的傳統(tǒng)美德是確定無疑的。
總而言之，不管是死者生前的遺愿，還是子孫后代恪守孝道主動要求歸葬，歸葬的風俗，從來不曾消失過。歸葬，不僅便于后人祭掃，也無疑對家族起著凝聚的作用；歸葬，已然融為中國孝文化的傳統(tǒng)禮法。顯而易見，張氏族人張彝與張讜之子將其親屬遺體歸葬故里，是當時傳統(tǒng)士族重視歸葬風俗極其普遍的做法，更是恪守中國傳統(tǒng)禮法的必然選擇。
文章來源：網絡 | 更新日期:2023-05-29 18:14
